l 可以承受酸、堿、鹽、油脂等化學品長期接觸腐蝕。

河南新野北安樂賽村1964年出土的漢代裸拱”畫像磚，被橋史工作者不當認定是一座無拱上結構、僅有拱券的拱橋。經南陽文物研究所于1986年對該地48座漢墓作了清理，進行考證比較，得出原來對內容和斷代的判斷都有失誤，并于1990年出版了《南陽
漢代畫像磚》一書。他們判斷，自南陽出土的數塊有力士牽挽的“拱”橋畫像磚均是拱橋、木拱橋或石拱橋。
4．4．3木拱橋的形成《北川縣志》記有，“該地土人，用樹木連皮，架一拱橋，以通行人，俗稱弓弓橋�！碧瞥卧谒拇ㄌ烊�、滎經至磽磧的路側溪上，實地看到了兩座弓弓橋，并進行了力學分析。在《古今圖書集成?職方典》中，對橋的構件與構造作了記載，“壘石對壓二木，委其末而交縛于上，上平縛二木扣底，以篾或纜穩相連絡。渡者上木引手，下木承趾。安徽木權榪橋是以木權榪（或木梯架）為支柱，用圓木橫拼串接為木梁成橋。架橋時，在兩端岸上各固定鐵鏈或粗鐵絲，分別拴住橋的一半。漲水時，橋身隨水流自行拆開向兩岸漂移；水退后，很快恢復原位。該橋型為安徴最古者的橋型，盛行于山區，現存太平縣結坑橋是其代表。該橋共13孔，全長65米，高約2米，寬70－80厘米，已使用了幾百，雖重建過多次，但基本橋型未變。

4．4．4洛陽東漢建春門石拱橋考

經唐衰澄對漢晉兩朝洛陽城橋群，包括長期以來作為首座石拱橋記錄的、始建于晉太康三年（282）的旅人橋，進行查考，得出建于東漢陽嘉四年（1835）的洛陽建春門石橋，是目前石拱橋的最早記錄。建春門石橋的橋頭各有兩石柱，與其他的橋頭雙闕不同。橋東西走向，水北向南流。柱銘稱：“盡要妙之巧，撰立重石、累高周距”，說明是用大石塊砌筑的拱橋（重石累高，周，曲也；距，兩物相隔，應指橋跨）。如此高大，是因橋下要通漕運，“受大舫過”的緣故。城門口陽渠上的橋又需要過車馬，該橋似是帶拱坡橋面的實腹圓弧拱橋。晉、隋、唐三朝是中國歷史上極為昌盛輝煌的時代，特別是在唐代，經貞觀之治到開元之治，將中國社會、經濟、政治和文化推向了一個空前發達的高度。隋唐開放，對內以懷柔為主，唐帝國成為世界文化交匯之地，交通與城市獲得了巨大的發展。這一時期，橋梁建設在數量及質量上發展迅速，在技術上取得了不少開創性的成果。橋梁技術的進步是一個逐步積累與成熟的過程，有其自身的發展規律，并非與朝代的興衰直接相關。如隋朝前后僅30年，可長安大型聯拱式灞橋（建于開皇三年（583））、河南臨穎小商橋（建于開皇四年（584））及聞名于世的河北趙州橋（始建于開皇十五年（595））等優秀石拱橋均出現在隋朝。石拱橋自東漢出現到趙州橋的建成經600余年的積累，達到登峰造極的程度。由隋朝寵臣宇文愷、何稠等技術能手與李春這位巧匠共同促成。中國古代研究工作者認為，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可分五個階段，基本特征是戰爭繁，分裂與統一交替。其時，戰爭促
進著橋梁事業的發展。諸葛亮自漢中六出祁山，均走棧道；為振興鞏固劉備家業，大力整修棧道。東晉時，北方16國前后紛爭，于建是建造浮橋較多。隋煬帝東征朝鮮，西討西羌，隨路造橋。這一時期，不僅石拱橋達到頂峰，而且在梁橋、索橋與浮橋的結構、墩臺、基礎等建造技術方面也有所突破或創新，還出現了不是以實用為主要目的的理念性橋梁。橋梁建設已由奠基階段進入鼎盛期。為突出重點、節約篇幅，僅以晉、隋、唐三個朝代為面，以重大橋梁為點的方式加以聞述。